看懂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说到1840年英军的炮舰炸开中国的大门后，我们民族进入了探索“官僚体系”和“先进科技与自由经济”结合的新时代。新时代的进入是被动的，中国经济从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经济体，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接受了各种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屈辱让中华民族开始反思我们为什么会面临这样的困境，我们该如何追上西方文明。

从1840的鸦片战争，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我们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洋务运动，推动了民族工业起步，设立了一批近代企业如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但由于对西方知识的匮乏，我们误以为西方政府与私人资本主义的关系为“官督商办”，但清政府内在的封建官僚色彩和对市场规律的漠视，决定了无法真正孕育出独立的、充满活力的民族资本主义；民国时期发展了民族资本主义的本土企业，如荣氏企业、天祥棉纺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建设了铁路、公路、电厂等基础设施工程，也让上海成为了远东最大的金融与工业城市，但由于这一时期饱受战乱之苦的同时，国民政府政治腐败严重，在金融政策上频频失控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农业经济面临严重萎缩，广大民众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最终经济、社会秩序和政府公信力全面崩溃；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计划经济，我们在苏联援助下建设了包括钢铁、机械、电力、化工、国防等156个基础工业重点项目，形成了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通过实现土地均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在国防科研体系有着标志性突破，成功研制“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然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违背了经济规律，使得新中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挫折，人民生活水平的长期停滞，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站在1978年的时刻看世界，世界平均GDP已经达到了2000美元，而中国仅有200美元，是日本的1/20，美国的1/30。

然而改革开放后的40多年里，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13000美元，翻了65倍，是日本的2/5，美国的1/6，以超过8%的复合增长率成功缩小了与美日的差距，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方面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制造中心、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在科技方面成为科技强国，专利和论文数量全球第一。一个14亿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能连续40多年经济实现超长时期的高速增长，这绝对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奇迹。

客观公正得说，如果中国照搬西方“先进科技与自由经济”的体制，是绝对无法实现这样的奇迹。这样的奇迹，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结合国情，创新“官僚体系”和“先进科技与自由经济”的关系，以“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推动城镇化和工业化所孕育的胜利果实。我出生在四川，在山东、江苏和浙江都长期待过，地产和科技公司工作的时间里，跑遍了中国大江南北，这些经历和见闻都加深了我对中国政府、城镇化和工业化的理解。希望我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现代经济故事，能让大家理解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而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时会更加乐观。

 现在篇：中国大政府主义下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奇迹

之前的章节说过，鸦片战争刺激了中国封建王朝对于西方“先进科技与自由经济文明”的学习，而二战后凡是与美国好的国家都富了，凡是与苏联好的国家都变得非常贫穷，这同样深深地刺激了新中国政府。几千年的官僚体系是中国建设法治和加强管制的政治惯性，要改变非常困难，因此新中国政府在套着现有的官僚体系的基础上，取美国及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道路的精华，弃其糟粕，创造性地利用政府权力和钱力引导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

要理解中国政府在推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作用，就必须了解中国政府管理体系的特点。中国政府在组织架构上的特点可以用四个字总结：条条块块。为了便于理解，首先说明什么是块块。“块块”实际上指的是中国的五级政府管理体系：中央-省-市-县区-乡镇（在乡以下的村落实行村民自治），由明清时期的“中央-省-府-县”体系演变而来。“条条”指的是政府政治架构和职能部门的垂直向的业务关系，比如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政府里面又有财政、公安、交通、住建、工信等部门，这些部门在“块块”里基本都要完全复制中央那一套，除了外交部门等个别例外。宪法对“块块”之间的关系做了这样的一个定调：在中央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因此，大多数地方部门要同时接受“条条”和“块块”的双重领导，除了个别部门如税务部门，属于中央直管，这与我们企业组织管理中的矩阵式管理模式非常相像。

在这样的组织设计框架下，中国政府又对应设计了权力规则：中央负责国防、外交、公共安全、节能环保和各项社会事业，以及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区域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等方面；地方负责行政管理、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权和钱是一体两面，为了实现权力，一定要有相应的钱力做支撑，因此接下来就要说清楚中国政府的财政预算体系。

按照现行政府预算体系，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一般可分为四大类：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支出相应也可以分为四大类：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政府性基金支出、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为了方便理解，我们暂且不讨论国有资本经营的收支（因为绝对值过小）以及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因为专款专用于社会保险）对推动中国经济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价值。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财政预算收入里占比最大的一部分，其中又可以分为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税收收入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里占到了85%。2024年全国税收收入174,972亿元，按收入占比排序，主要税种如下：①国内增值税：66,672亿元，占比38.1%；②企业所得税：40,887亿元，占比23.4%；③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19,177亿元，占比10.9%；④国内消费税：16,532亿元，占比9.4%；⑤个人所得税：14,522亿元，占比8.3%；⑥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18,537亿元，占比10.6%。国内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占了税收收入的半壁江山，这两个税收都与企业的发展直接挂钩，因此政府是十分有动力去发展企业经济来扩大自己的收入来源。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财政实行“分灶吃饭”的包干制，地方留存比例增加，导致中央财政预算收入占全国财政预算收入比例从1978年的31.2%持续下降至1993年的22%。中央政府为了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权力，“一定要手里有把米”，因此在1994年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分税制改革，效果立竿见影，当年该比例立即提高到55.7%，之后历经多次改革调整，中央财政预算收入占全国财政预算收入比例常年保持在45%~55%。

分税制改革后导致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地方财权与事权出现了严重的不匹配，想干事还需要等着中央政府的补助（在2023年，地方财政支出的42.3%仍需要中央政府补助），但是要钱哪有自己挣钱有骨气，地方政府脑瓜子一转，除了招商引资办企业收税，咱们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资产什么可以拿来挣钱？然后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看了看脚下的土地（土地出让金属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地方政府可以保留70%）：一场由城镇化与工业化螺旋发展驱动的经济奇迹浩浩荡荡地开始了。

GDP作为衡量经济的重要指标，计算公式为投资+消费+净出口。消费要增长，关键的是百姓要都有钱；净出口要增长，关键的是产品要有比较优势。相较之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要快速提升GDP做出政绩，最快的方式一定是推动投资增长。投资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两大类，中国政府在这两大类投资上都发挥了非常大的资本作用（为了“赶英超美”，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用意识形态来发展经济，这条路断了后，中国政府意识到“资本”才是最大程度上激发社会生产效率的工具）。

中国政府首先要推动的投资是“城镇化”投资，因为发展经济需要“工业化”，要有企业，要有城市人口，靠一帮子农民种地是不可能富起来的。之前说过，分税制改革后各地方政府都变穷了，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资本来带动经济，只等着中央的调配是没办法做出彩政绩的，所以他们盯上了土地出让金：如果自己的土地更值钱，是不是就能更快“富起来”？地方政府鬼才般创造出了一个“土地资本化”的方法论：利用土地资本做财务杠杆，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企业入驻，推动经济增长，提高城镇居民数量和就业水平，再反哺土地资本价值增长的复利循环。请注意一点，这个方法论要行得通的关键是土地资本价值增长，否则财务杠杆的负债就没办法还了，那就约等于爆仓了。

土地资本价值增长的前提是房价涨，如果仅靠自然流的企业入驻，让当地的百姓更有钱来买房，无疑是低效的，因此地方政府又想了一招：来我这里开企业，我送地又送钱，于是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和财政的百亿补贴，深度介入了实业投资，快速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合肥政府是近几年实践“城镇化”和“工业化”螺旋发展的明星城市。2008年的时候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房地产市场萎缩，合肥市场面临了土地出让价格下滑、土地流拍率上升的严峻局面，2008年全年合肥土地出让金总额为 65 亿元，较 2007 年的 86 亿元下降 24.4%，因此当时合肥亟待产业升级，提振经济发展，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京东方作为国内液晶面板的龙头企业，有意引入外部资本建设一条175亿元的6代线，但2008年的合肥财政预算收入301亿元，归属地方的只有161亿元，想要引入京东方来投资无疑是小马拖大车的行为。但合肥政府领导班子下了很大决心要做产业升级，于是允诺京东方政府出资60亿元，并承诺若社会资本参与不足、定向增发不顺利时，兜底出资90亿元，顺利引入了京东方的6代线落地合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安徽省最大的一笔单体工业投资，带动彩虹光电、三利谱等配套企业落户，形成千亿级新型显示产业集群，长期税收贡献显著。 截至2017 年，京东方在合肥累计投资超 1000 亿元，带动 GDP 乘数效应超 10 倍，此外2017年全年合肥土地出让金742亿元，相较于2008年增长了10倍多。

除了像合肥政府这样的直接出资参与“工业化”投资，中国政府还以政府补贴的形式去推动战新产业的快速发展。201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首次明确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纳入国家战略，重点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七大领域，光伏行业属于节能环保领域的战新产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双反”调查前几年，我国光伏企业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债务高企的问题，昔日的龙头企业尚德和赛维也面临破产倒闭。由于新能源不仅是面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必然选择，也是事关我国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战略。新能源刚进入市场时若要和传统能源比技术和成本优势，那妥妥的没有竞争力。2011年时，即使光伏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技术突破和产能过剩现象，光伏电价每度1元左右，而煤电电价仅约0.4元。因此2011年时，中央政府开始分阶段对光伏施行“标杆电价”补贴，帮助光伏产业加速技术突破和成本降低。守得月开见月明，2018年以后欧洲“双反”结束，低价高效的光伏技术刺激了全球需求的扩张，我国企业以成本优势最终在海外市场大获成功，除了最上游的硅料环节，倒逼许多欧洲企业退出光伏产业。

中国政府以资本、财政手段介入的“工业化”市场，不是“官僚体系”的自嗨，而同样借助了“先进科技”和“自由市场”的力量。继续以光伏产业为例，大量本土光伏企业在地方政府廉价的土地和信贷资源支持下，可以让他们有实力在海外打“价格战”，抢占市场，在追求规模的过程中不断创新技术，进入了技术更复杂的产业链上游，以求在产能过剩导致的激烈竞争中占据优势。

光伏产业的故事只是结果，要更深入地回答“自由市场”力量为何能在中国“官僚体系”中释放的问题，需要继续从组织和权力上分析：改革开放前，中央建立了七八个工业相关部门（一机部、二机部等），各个部门做自上而下的“条条竞争”，具有明显的以中央政府为主的集权式管理特征，经济效率不太高。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只定目标，把经济发展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块块竞争”就成了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块块竞争”的模式下，地方政府就不仅需要在“官场”上竞争获取中央资源，还要在“市场”上竞争，因此地方政府必须考虑如何在“官僚体系”下建立“自由市场”，吸引资本、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这样我们的企业就有机会和政府一起去摸索出适宜于中国国情发展经济的社会制度，形成双向奔赴。

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成果无疑是耀眼的，但也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埋下了“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的隐患：政府、企业盲目扩张，债务高企；产能内卷、过剩，国内产能向国外倾销，加剧国际贸易冲突；资本收入为主，劳动力收入过低，收入分配不合理，同时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房价高企，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加大，居民债务攀升，消费意愿不足（2022 年中国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 65.4%，而全球平均约 77%，美国达 82%）……

那么站在2025年面临通缩风险的今天，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过去经济发展的隐患是否能解决？我国是否还能持续保持发展势头，快速迈入发达国家阵列？是否可以孵化和培育出先进科技，推进产业升级？是否可以控制贫富差距，提升居民收入，做大消费市场？